“另外刚才那位先生说我们之前不够重视,一开始确有这种可能,但其实也不难理解,那是我们在还不了解非典时根据我们以往经验的做法,但当我们逐渐认识到非典的危害和危险后,我们比谁都重视:中国第一次公布非典情况是在今年的2月11日,这个发布既是对自身,也是对世界的警告,我们的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和世卫组织达成了史无前例的国际合作,非典信息播报频率从五天一次改为每天及时报道,不仅及时免去不称职官员的职务,还创造了新的中国奇迹,就在今天,经过四千多名建设者七天七夜不眠不休的昼夜鏖战,总建筑面积两万五千平方米、拥有一千张床位的中国最大的传染病院正式竣工,一千多名医护工作者已经入驻,超百名非典患者也已入院开始接受治疗。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像我们这样迅速、高效和快捷,所有这一切都能说明我们是重视的。”
董锵锵之所以主动提到免职人员就是避免后面被他人提问时陷入被动,既然绕不开,不如自己先说。而那些他脱口而出、如数家珍的数字都是他在跟方爽整理每日动态时记在脑子里的,他从没觉得自己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但那些数字就像在他脑海中生了根一样过目难忘,他不知道原因,也许是对故土的眷恋让他把发生在那片土地上的人和事都牢记于心。
从董锵锵选择留在台上开始,郑春花心里就稳了不少。因为有在办公室旁听董锵锵免课的经历,郑春花知道董锵锵的口语和临场应对都还算拿得出手,但眼见他面对众人依然能应对自如,多少还是感到意外。
“就算你们重视也该赔偿……”上排传来一声女子的高喝,引得下排的观众纷纷回头向上张望,“你们是赖不掉的。”
董锵锵循声望去,只见右边观众席里站起一名女子,鼻梁上的渐变色墨镜遮住了大半张脸,手里举着长麦克风,衣服上似乎还别着个徽章,正是之前他在教室门口差点儿撞着的女记者。
他从见到对方的第一眼就觉得眼熟,但半天都没想起来在哪儿见过,此时突然听到对方的声音,似乎突然多了些印象,但又不是很清晰。
他把目光重新投向面前的观众:“请问有谁知道世界上第一例艾滋病是在哪个国家发现的?”
“美国。”有人高声回应。
“完全正确。”董锵锵伸手指向声音的来处,“那这个世界上有哪个国家因为本国有艾滋病患者而向美国索赔过么?有吗?”
鸦雀无声。
“答案是没有。既然非典是全人类共同的敌人,我们跟大家同样都是非典的受害者,那为什么单单要求我们赔偿呢?我认为所谓的全球赔偿完全是无稽之谈,任何一个有良知、有正确价值观的人都不该提出如此无理的要求,事实上,就在四月底,施罗德总理刚刚表示了对我国抗击非典斗争的慰问和支持,这些报道大家都能在报纸上看到。”
虽然一直被针对,但董锵锵回答问题时还是不断提醒自己尽可能只阐述事实,尽量不和对方辩论,不辩论就不会陷入二元对立的语境中,就不会因为用词不慎被对方抓到把柄和牵着鼻子走,毕竟德语不是他的母语。
“据说有人被免是因为数据造假,对此您怎么解释?”墨镜女换了个话题,但依旧不依不饶。
直到这时,董锵锵才终于把眼前人和记忆中的那个人联系起来。
对方虽然发型、发色、妆容和服装全都变了,但她的声音始终没变,自己上次挨打也跟这个女人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