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会议持续到一点半,开了三个多小时,先不谈内容,仅从会议的时间来看,也可以证明市委市政府对这项工作的重视程度,陆海川讲话结束之后,朱耀庭也对这项工作进行了强调,并提出了要求,要求各县区回去之后,立即召开相关的会议,将市委市政府的会议精神传达下去,并成立相关的组织,制订措施,将国有企业改制工作扎实地推进下去。
会议结束的当天下午,各县区都动了起来。在此之前,市委市政府不是没有提到国有企业的改制,大大小小的会议也开过不少回,可是只打雷不下雨,也改了一些企业,但是正如陆海川在会中提到的那样,仅限于县区的中小型企业,根本未曾动得了整个重安国有企业的筋骨。但是那固然有着客观原因,但是更为主观的原因是党政一把手内斗得厉害,班子不团结,直接导致各项工作的难以正常开展。
这一次不同,虽然一开始有一点杂音,但是从目前来看,陆海川和朱耀庭之间还是有着很深的默契的,团结就是力量,完全可以相信,在这种高团结的作用下,这项重安历史遗留的老大难问题,真的有可能被解决掉。
不过陆海川却是不敢乐观,虽然任务已经下达,也施加了压力,但是正如他自己所说,这确实是一块难啃的骨头,而且陆海川在会中有一样是他没有提到的,那就是来自于国有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本身的阻力和抗力。
在陆海川的办公室里,陆海川与贺子健有这么一番对话:“子健,你觉得重安国有企业改制的成功率有多高?”
在与贺子健说话的时候,陆海川是不需要去考虑大是大非的,与其说是交流意见,倒不如说是闲聊。
陆海川很享受这样的过程,而贺子健则更享受这个过程,抛开领导对自己能力的肯定这一因素,他也可以得已以市委书记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并在这此过程中得到提高和成长。
贺子健接过陆海川抛过来的香烟,为陆海川点了火,自己才点上,吸了一口,吐出一团烟雾,道:“改革最基本的一点是,要触动利益关系,问题是要触动的什么利益关系,由谁来承担代价?国企改制为何艰难?国有资产为何频频遭到流失?国企“蛀虫”为何能疯狂攫取国有资产?国有资产损失或潜在损失为何成为家常便饭?是因为国企改制存在着“体制不健全”、“监督制约不到位”、“权力的私欲化”等三大漏洞。国企改制是现代企业的发展方向,大势所趋。但是在推进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过程中,与其相配套的法律法规尚未及时制定,各种体制、机制上的弊端尚无破解之策。于是,在利益驱动下,占有欲必然膨胀,国有资产就很容易成为“唐僧肉”。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国有企业改革发展面临的若干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需要通过企业法律制度创新继续予以规范和推进。”
贺子健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看了一眼陆海川的神情,接着道:“重安的国企改制没有什么成效,其实大多数的省市都是差不多。说是攻坚,且攻坚多年,至今仍是越攻越坚,通俗点来说,我认为不外乎几个方面,一是多数未改制的企业质量低下。企业债务包袱沉重,现存资产质量差,变现能力低,招商引资吸引力不强,企业改制转制形式单一,发展后劲不足,有的企业涉及合同纠纷和诉讼案件,改制工作无法进行。二是安置职工政策落实难。三是参与改制的部门过多,插手过乱。有一个例子比喻得很生动,说是小姑娘新买了条裤子,觉得长了,就去找妈妈,妈妈说有事,找姐姐,姐姐也说有事,找外婆,外婆也在有事。结果第二天再一看裤子,短得不成样子,原来妈妈忙完事情之后想起来了,就给裤子剪了一截,姐姐和外婆也都是这样,结果就是裤子短得不能再穿。究其原因,是因为一项工作,要么就是没有人问,要么就是问的人太多,导致工作无法推进或者推进的效果不行。所以我认为,重安的企业改制,在上述的三个方面需要协调好,否则改制的难度将会很大。”
贺子健并没有说具体的成功率,而是站在自己的立场阐述了自己的观点,陆海川对此深以为然,道:“子健,如果你不是我的秘书,我倒是想让你去任这个改制领导小组的组长了。”
贺子健吓了一跳,道:“幸好我是你秘书。”
陆海川不由笑了起来。
三天后,确定了改制方案的重安铝业正式进行改制,没有出乎贺子健的预料,秦必林采取了贺子健的方式,又加上了自己的一些东西,当然在此过程中,遇到了何必的强烈不满,不过秦必林含沙射影地扛出了陆海川这块牌子:“庆安区是我市国企改制的先驱,具备引领作用,改制得成功,庆安自然露脸,如果改制得不成功,庆安一帮人会在领导的眼里变得一文不名。陆书记指示,改制的过程中不但要安置好职工,还要坚决杜绝资产流失的现象,何书记,如果你认为再次进行评估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的话,我也没有必要去自找麻烦。”
秦必林的话给何必敲响了警钟,他自然明白枪打出头鸟的道理,在常委扩大会之后,他已经知道国企改制工作的重要性,在这个时候惹出麻烦来的话,就不仅仅是违法了,还是带头“起义”,所以只得同意秦必林的方案。
通过竞标的方式,最终重安铝业被一个叫做华东集团的公司以四十一亿的价格中标,并且当天晚上就草签了协议,承诺对原公司的员工一个不裁,当然,有要走的也不强留,并在公司正式运营的半年内兑付陈欠职工的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