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联调查团准备离开北平出关赴东北，顾先生表示：
以身许国，不计危难，外间恫吓，毫不动心。
顾先生悍不畏死为国求公道的态度和风釆，国联调查团成员都为之折服。
李顿爵士警告吉田伊三郎：
“国联代表团来到中国，是要对这里的民众说，我们不会放弃对他们的支持。
到访东北更是为了拯救生命,减少痛苦,帮助寻找和平之路。
如果让东北成为‘无法承受的痛苦中心’,那就是国联的失败！
国联的失败,会成为这个世界非常令人失望、沮丧和愤怒的来源。
顾先生为国联代表之一员，反对中方代表，无异反对国联。
顾先生参与调查团系国联规定，顾先生有赴东北必要。
如贵国政府不允许顾先生赴东北，并保证其人身安全，国联调查团将就此取消东北之行，
国际社会也必将对贵国政府的蛮横作出合理反应！”
日本人屈服了，他还不敢完全烧掉东京通往西方的桥梁，吉田伊三郎向李顿爵士保证：
“日本不能使满洲改变其已定政策，撤回拒绝顾先生入境之主张。
但是，因日本目前既负维持东三省治安与和平之责，
如顾先生偕同调查团赴东三省，日本决尽力担保其生命之安全。”
日本人忌惮顾先生，是因顾先生当年在巴黎召开的“和平会议”上据理力争，差点让日本颜面扫地。
巴黎和会上，日本代表牧野要求无条件地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西方列强纵容偏袒日本，对牧野的要求予以默认。
顾先生起身力陈中国不能放弃孔夫子的诞生地山东，犹如基督徒不能放弃圣地耶路撒冷。
他的发言，一举扭转世界舆论形势，并为祖国博取到更多的同情。
他又不惧强权、不惧权威，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
高傲的西方外交官们，无不称他是“一个真正剪掉发辫的中国人。”
高澎曾向顾先生请教：
“真正的外交官是什么样？”
顾先生说：
“深爱自己的祖国，随时随地在远隔千里甚至**的地方为她争取荣誉和权力，这就是外交官。”
高澎肃然起敬，在她眼里，从政治和文化意义而言，顾先生可以说是相当一批西化程度甚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从外交意义而言，他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代表过去中国不屈不挠的外交形象；从国际形象意义而言，顾先生可以说是人类追求和平与秩序、公理和正义的代表。
接着顾先生的口气有点悲哀，他对高澎讲起那件点燃“五四”运动火种的外交事件对他的影响：
汽车缓缓行驶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觉得一切都是那样黯淡，那天色，那树影，那沉寂的街道。
我想，这一天必将被视作一个悲惨的日子，留存于中国历史上。
同时，我暗自想象着和会闭幕典礼的盛况，想象着当出席和会代表们看到为中国全权代表留着的两把座椅上一直空荡无人时，将会怎样地惊异、激动。
这对我、对代表团全体、对中国都是一个难忘的日子。
中国的缺席必将使和会，使法国外交界、甚至使整个世界为之愕然，即使不是为之震动的话。
高澎说：“此刻我对先生当时的心情感同身受，弱国无外交，战场上得不到的，谈判桌上永远得不到。”
顾先生说：“是啊，一个外交官的底气如何，要看自己国家实力的强弱。否则哪怕你外交技巧再高超，也顶多是会议上的精彩表演，换一回对手的掌声，但很难换回半点实际的好处。”
在国联调查团内，顾先生和吉田伊三郎的会谈表面一团和气，实际貌合神离。
尽管两人极力淡化在各种问题上的分歧，但现场气氛略显紧张。
他们有时紧抓讲台，有时轻轻瞥一眼对方，有几个瞬间你能感觉出来，背后的实情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简单轻松。
调查团东北之行的线路问题，顾先生和吉田伊三郎的分歧公开化且互不相让。
吉田伊三郎建议调查团走海路由大连入境东北，顾先生则坚持乘火车由山海关入境东北。
吉田伊三郎的理由是，大连在日俄战争后已转租日本，治安状况良好，山海关一带日中军队对峙，军事冲突时有，不利调查团安全的因素很多。
顾先生则认为，调查团赴东北的目的就是实地考察，收集证据，查明真相，从两军对峙地方入手，经目之事胜于雄辩。 麦考盖将军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