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将原本以为宽甸堡还有一场恶战,没想到阿济格居然率领1万人直接请降了!
毕竟阿巴亥的身份只有李三顺等少数亲信知晓!
而范文寀则更为保密,整个辽东除了李献忠和范文程两人,也就只有情报司的少数能接触这条线的人知晓!他们其实也不知道是范文寀,只知道情报司在***内部有一个代号叫做“麻雀”的人。
如今阿济格的母后以及最依仗的谋士都是李献忠的人,自然是可以将他牢牢地掌控在手中。
如果阿济格只是一个建州贝勒,李献忠直接将这些人收入“皇协军”即可。
可是阿济格在投降前自称为大金“可汗”,如此一来投降的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
变成了建州女真向大明请降,请降的对象也从辽东经略李献忠变成了大明的天启皇帝朱由校!
所以李献忠并没有直接答应阿济格的投降。
不过他允许苏奠堡的两千镶蓝旗撤退到宽甸堡同阿济格汇合。
并宣布双方暂时停战,以等待朝廷的最后答复!
不过京师尚未收到辽东的捷报,却先传来了山东白莲教作乱,攻陷州府,截断漕运,称帝造反的消息。
天启元年开始,整个大明的北方都发生了严重的旱情,直隶、山东、河南等地旱情严重,甚至部分地区还发生了蝗灾。
天启二年辽东的旱情稍有好转,可是其他地方却是愈演愈烈,陕西开始出现持续干旱,连富饶的关中平原,庄稼都开始绝收了。
而南方则出现了暴雨天气,浙江、江西同南直隶爆发了巨大的水灾。
广东的岭南地区居然出现了罕见的大雪!
整个大明王朝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
随着各地的灾情一一上报,大明更是乱做了一团。
今年的灾情比之去年更为严重,就连去年没有波及到的陕西地区都已经出现了粮食绝收。
目前即使算上南直隶贮备的粮食以及各地州府的库粮,山东、河南、陕西的等地最少还需要200万石粮食救济;而江南浙江、江西以及南直隶则需要拨银150万两修堤!
可之前京城的存粮早就被魏良卿运送到了辽东,哪里还有多余的粮食下发赈灾?
若不是前不久朝廷刚抄了大贪官李三才的家,估计天启皇帝又要动用自己的内帑了。
无奈之下内阁只能决定向江南的粮商购买粮食,再由这些粮商将粮食送往各个灾区。
这样一来就耽误了粮食到达灾区的时间。
这也使得那些官吏同豪强们看到了发财的机会。
官员们首先通过克扣赈灾物资,减少粮食发放,使得灾情变的更加严重,粮食的价格不断上涨。
一段时间之后百姓自然是坚持不住了。
当手中的银子花完之后,他们就只能通过变卖家产来购买这些天价粮食。
而此那些手握粮食的豪强们就会拿这些粮食来换取百姓的田地。
原本粮食6钱银子一石,一亩上好的良田可卖18两,几乎可以换到30石粮食。
可如今粮食涨到了4两银子一石,而这种灾荒之年田地的价格肯定会大跌。
因为灾民都在抛售,原先18两银子一亩的田地,如今有人肯用6两银子来收就已经算是在做善事了。
按照4两的一石的粮价,他只需用1石半粮食就能换得一亩良田。
在官商勾结之下,很快大量的田地就落入了这些豪强手中。
而这些百姓则只能沦为佃户。
豪强们的这些手段同当初李献忠在辽东时低价收购土地时一模一样。
可不一样的是他们给佃户开出的条件极为苛刻,那些百姓根本就活不下去!
无奈之下,在白莲教的鼓动下他们只能揭竿而起!
白莲教起源于宋高宗绍兴三年,是由一个和僧茅子元创立的。
宋高宗绍兴三年,茅子元在上海青浦的淀山湖缔造白莲忏堂,自称“白莲导师”,由此诞生了一个新的释教宗派——白莲宗。
白莲宗对比于其他佛教宗派,可谓十分“开放”。
白莲宗让弟子在家中宣传,呼吁建立寺庙。这使得中国白莲宗与佛教文化传统相对立,并不被社会正统所接纳,被佛教界所非议。
而朝廷也认为白莲宗是一个邪教,并被禁止。于是茅子元也被打成邪教头目被流放。直到宋高宗的养子宋孝宗登基后,茅子元才被赦免。
在元初,白莲教又有了新的发展。
他们开始吸收一些摩尼教思想,以及一些弥勒教的教义。形成了一个混合宗教。它提倡“弥勒佛取代释迦牟尼佛下山拯救世界”的思想。
渐渐地,白莲教徒对于蒙古人的统治有所不满,他们号召发展教徒起兵造反。
南方红巾军的创始人之一彭莹玉就是白莲教徒,可以说南方的红巾军是在白莲教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不过南方的红巾军始终未能发展壮大。
大明建立后,作为以前红巾军出身的朱元璋,肯定非常知道白莲教对朝廷的威胁。
于是朝廷下令取缔了白莲教,《大明律》规定:白莲教为首者绞,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
但是白莲教的传教却从来也没有停止过。
到了大明成化年间,白莲教经历了一次“改革”,对后世影响很大。
山东人罗思孚在京师一带创立了一个新的宗教“罗教”,提倡“真空家乡,无生父母”的教义,认为人终究要回到“无生父母”的身边,而“无生父母”是天地间最高的神。
也许佛教,弥勒和摩尼教,不再能满足白莲教的追随者,他们决定引进“新思想”。
因此,“罗教”学说的精神被吸收白莲教的一部分。
他们将“无生父母”这一基本概念逐渐演变为“无生老母”,并且将白莲教原本一个尊崇的最高神弥勒佛降级,成为“无生老母”的使者。
明末时涅槃、洪峰、老子、罗祖、南吴、过关等民间宗教,都自称白莲的分支。
一时间白莲教迅速做大,这次他们利用中原持续大旱,鼓动百姓起来反抗朝廷!
原本白莲教的头目徐鸿儒、王好贤、于弘志等约好在河北景州、蓟州、山东郓城同时起义。
因为山东的灾情日益严重,徐鸿儒决定提前单独率众起义。
天启二年,六月二十一日凌晨,曹州府一带的白莲教徒,连同不堪忍受压迫的农民百姓,齐集郓城六家屯。
徐鸿儒率众歃血盟誓,一时旌旗招展,刀枪如林,呼声震天,群情激昂。
起义将士以红巾为头帕,手持大刀、长矛,首先发兵包围魏家庄,又攻占梁家楼,接连占领四个村寨,声威并举,应者云集,在鲁西南地区高高举起了起义的大旗。
义军多头缠红巾,众至万余人。
徐鸿儒自称中兴福烈帝,改年号为大成兴胜元年,封陈灿宇为右丞相,弟弟徐和宇为英烈王,另外还设有都督、总兵等官职,初立建制,并制定了周密的作战计划。
为减轻将士的后顾之忧,徐鸿儒把起义军家属安置到当年宋末农民起义的根据地水泊梁山,这里山高水阔,易守难攻。
六月二十三日凌晨,徐鸿儒率军攻打郓城,郓城知县余子翼闻风丧胆,仓皇逃遁。
义军迅速占领郓城,并向巨野发起进攻,锋芒所指,所向披靡。义军所到之处,开仓放粮,救济百姓,农民百姓纷纷“子报父仇,妻衔夫恨”。
义军秋毫无犯,纪律严明,短短几天,便发展到数万人,各地官僚地主惊恐万状,纷纷逃亡。
同时其它白莲教首领沈智、夏仲进、张柬白、侯五、周念庵、孟先汉等也分别攻占滕县、邹县、峄县等县城及漕运要道夏镇。
并进攻兖州、曲阜、郯城等地、很快控制了山东境内运河两岸的广大地区,阻截漕运。
此时大明内地的主力早就被调往了辽东,山东的官军“吃空饷”很严重,且战力孱弱,居然拿这些义军毫无办法,接连大败。
七月初,徐鸿儒挥师东进,渡过运河,攻克邹县,署印通判郑一杰携家而逃。
接着,义军挥师滕县,知县姚之胤望风而遁,义军声威大振,队伍发展到几十万人。
邹、滕二县北邻济宁,南接徐州,是运河漕运的重要地段,一旦漕运断绝京师就会断粮。
兵部尚书熊廷弼急令山东巡抚赵颜为总指挥,同时起用退职回家的沂州人、前大同总兵杨肇基为山东总兵官,全力镇压徐鸿儒的起义军,企图收复邹县。
孟子六十六代孙孟承光也带领乡勇协助官军攻城,被义军打退。
义军攻破孟府,将孟承光及其长子孟宏略杀死。
徐鸿儒趁此机会以邹县为中心,用主力固守这座城池,并以此为根据城,派遣部队东攻兖州、曲阜,西攻巨野,还远征沛县、日照和郯城,横戈运河,纵横驰骋于鲁南广大地区。
徐鸿儒在鲁南称帝的消息,使得京师震动。
由于山东的官军没有在第一时间将起义军给剿灭,导致目前的形势十分不利。
官军接连的失利不但极大助涨了徐鸿儒部义军的士气,甚至河北河南等地也有白莲教众在起事,若是一个不慎很可能酿成整个中原的沦陷。
此时辽东的捷报还没有进京,众人只以为李献忠还在围攻赫图阿拉,故而没有调动辽东的边军。
熊廷弼一方面急令南直隶的兵马北上,确保中都凤阳同运河重镇淮安、徐州的安全。
另一方面命令京师三大营发兵三万南下平叛。
这下可把勋贵们给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