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火烧的再快,岸边的曹军也不可能连逃跑的时间都没有,哪怕是战船上的曹军士兵,恐怕也只有直面东吴火攻的那几艘战船上的士兵才来不及逃跑。
再说无论是三国志还是《三国演义》都说明与吴军直接水战的是荆州的降军,而不是曹操的北方的主力。
因此火烧赤壁虽然让曹军失去了继续打水战的能力,但陆战上的影响并不大,至少到不了让那些百战老卒一路溃败千里的程度。
赤壁之战的大败未必能将曹军水军烧个一干二净。曹军在赤壁之后固然受到了不小的打击,但孙刘联军在野战甚至守城战中都打不过曹军,又如何能战胜在野战城内防守的曹军呢?
但无论是小说中还是在三国志的记录当中最终结果却是江陵及其周边的所有长江南地区被孙刘联军所得,曹军只守住了江北的襄樊。
只不过嘛火烧赤壁这个故事在三国志中可不止一个版本,而是三个。
正所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当人与人产生了冲突,自然而然的就会选择对自己更有利的说辞,想要解决问题,要么找个有威望的人评理,要么找权威机构进行调查并给出裁定,说白了就是找裁判。
但出生于赤壁之战20多年后的三国之作者陈寿,显然是不想做裁判的。
他把不同版本的故事全都写进了史书里,所以三国志中明确记载了几种互相矛盾的说法。
魏书中说是曹操军中大疫,烧船自退。蜀书中说孙刘两军打败曹军,还把曹军的船给烧了,之后曹军爆发瘟疫,曹操撤军。吴书中说赤壁火攻,大获全胜,随后孙刘联军继续追击,直接把曹操赶跑了。《三国演义》中的故事就是来源于吴书。
三个不同的版本,源于魏蜀吴三国不同的诉求。
对曹操来说吃亏的事情要为尊者讳,因此重点放在了瘟疫上,乃非战之罪。
对于刘备来说要放大自己和周瑜出战,打败曹军的势力,明确孙刘联盟的正确性,还要彰显焚烧战船是自家作战游盟取得的战果。
对孙权来说,自然要选择大书特书自己火烧赤壁的功劳,瘟疫的比重啊能少就少。
所以三者都没有错,只不过叙事角度不同而已。
根据各方的记载,我们也能拼凑出尽可能真实的历史,赤壁之战前期曹军内部就已经出现了瘟疫,这影响了曹军的战斗力,导致初战不利,暂住乌林。
但此时曹军仍有十几万兵马,并有着大量战船,对孙刘联军有着巨大的威胁,因此设计诈降,火攻,将曹军水军战船付之一炬。
失去战船的曹军就此失去攻取江东的能力,由于军中正在闹瘟疫,曹军无法以孙刘长期对峙,所以只能撤退。
但此时瘟疫规模已经扩大,曹军的战斗力已经大幅度的下降。曹军在陆地上也已经不是孙刘联军的对手,江陵失手,曹军最后退倒了江北的襄樊地区。
瘟疫对曹军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合肥战场孙权大军攻打兵力空虚的合肥,打了100多天都没能取胜。
而在曹仁反攻夷陵的战斗中,吴军甚至做到了在陆地上将曹仁指挥的曹军击退。
曹操曾从荆州主力分出一部分去支援合肥守军。但一向兵贵神速的曹军,史书中的记载却是久而未至。
未来在逍遥津喜提称号的孙10万固然没有周瑜能打,但合肥方面的曹军也就是小猫三两只。
江陵曹军更是不缺将领,曹仁自然不必多说,徐晃和从襄阳过来支援的乐进也都是曹操手下五子良将。
但即便如此,曹军还是在江陵被打的抬不起头来表现甚至还不如合肥守军呢。
曹操在攻占荆州之后,曾经停留了几个月,安抚人心,虽然算不上固若金汤吧,但也绝对不是遍地反贼。
如果没有瘟疫,曹军完全可以在陆地与孙刘联军进行野战,荆州一带荆襄的大族可以供给曹操大军粮草。
曹军仍然有10万之众,即便无法迅速击退孙刘联军也不至于打的这么窝囊,而只要曹操守住荆州,东吴就一直处于战略劣势之中。
只要等曹军喘过气儿了,那是东吴一直有灭国的危险。
所以曹军但凡有一丝可能,曹军他绝不会一路退到襄樊。
其实曹军表现如此差劲的原因,只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因,史书中明确记载大疫力士多死者。
东汉灵帝建宁四年和熹平二年,都有出现大瘟疫的记载。
至于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的原因便是东汉末年,当时疫病大流行时的大贤师张角施舍符水治病,聚信徒36方。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发动了轰轰烈烈的以改朝换代为目的的大起义。
黄巾起义被镇压后,后群雄争霸局面的形成,中原大地死人更多,瘟疫也就更具有毁灭性。
而建安年间更是整个三国前后瘟疫最严重的时期。而建安年间的瘟疫又以建安22年作为严重。
根据曹植说疫气所讲,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嚎失之哀,建安七子里的刘桢,陈琳都是在这一时期,因为疫病而去世了。
然而三国时代的瘟疫,并没有因为三国时代终极而结束。
三国归于晋一统后的两年,西晋太康二年境内仍然还在发生瘟疫。
长达100多年的瘟疫让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氏族都死了之后,汉人人口也从东汉后期的6000万一路下降到三国末期的3000万。
这里的人口减少不仅是战乱,饥荒与瘟疫也是重要原因。
所以建安13年东征孙权的曹军出现瘟疫再正常不过了,荆襄地区气候湿冷,北方而来的曹军根本无法适应这里的气候,水土不服,容易生病,军中爆发瘟疫合情合理。
更重要的是史书中是有曹军中出现疾病的记载的,只是《三国演义》忽视了瘟疫的存在,毕竟三国志,吴书周瑜传的也没写。
《三国演义》原文的东风就是物理意义上东风,后来才多用来表示时机。
或是但其实帮助孙刘联军取得最终胜利的东风很可能不是物理以上的,而是象征意义上的东风瘟疫。
《三国演义》和三国志中相差的并不是一点,甚至其中的主要人物鲁肃实际上并忠厚,而是相当聪明还是在三国时不次于诸葛亮的谋士。
《三国演义》中忠厚几乎迂腐的老实人,更是史书中豪爽豁达的风流侠士,他就是三国时代最被低估的谋士鲁肃。
他出身于巨富之家,为人性格豪爽,乐善好施,年少时期就气度不凡,颇有谋略。
鲁肃早先曾与周瑜为好友,这一点在《三国演义》中也有体现,《三国演义》中的介绍是当时周瑜家已经没有粮食了,鲁肃家有两斛粮食,他便借了一斛给周瑜。
随着江东局势发生变化,孙策遇刺身亡,孙权执掌东吴。
鲁肃在周瑜的推荐下,鲁肃来到东吴,而鲁肃和孙权的第一次约谈就相当传奇,因为两人是同坐一张大塌,所以鲁肃的这一番谋略被称为塌上策。
虽然在历史上塌上策没有隆中对名气那么大,但是论战略水准却是毫不逊色。
鲁肃的塌上策精准的为孙权指出了战略问题和发展方向。
其一、他指出孙权想仿效春秋时期晋文公图王霸之业的设想是不现实的。
因为曹操已取得挟天子以令以令诸侯的优势的政治地位,而且手中掌握着庞大的军事力量,曹操的力量也不是能轻易铲除的。
其二、鲁肃建议孙权割据江东,伺机而动,利用曹操暂时与北方的众多诸侯混战还未统一北方无暇南下的机会,进攻刘表占据荆州,然后尽战长江以南二分天下,最后建号称帝,逐步夺取天下。
鲁肃鼎足江东,二分天下的塌上策和诸葛亮的隆中对在许多观点上是一致的,都是极具战略眼光的顶级策略,两者同样准确地把握了当时的客观形式,并提出了远大的政治目标。
而鲁肃他上次的提出比之隆中对还早了七年,由此可见鲁肃深刻的洞察力和政治眼光时不在诸葛亮之下。
随着曹操稳定北方局势,怕被孙权夺得占领荆州的先机,于是率军南下,从而引发了后来举世闻名的赤壁之战。
在赤壁之战前夕,刘表病死,鲁肃借去襄阳调研刘表的机会,主动接触了仓皇南逃的刘备,为孙刘结盟打下的基础,因此鲁肃毫无疑问是孙刘联盟能够促成的第一功臣。
随着刘表的儿子刘琮已经献出荆州给曹操,而东吴在得知曹操准备渡江东进时,群臣纷纷劝孙权投降,唯独鲁肃一语惊醒梦中人,点出众人皆可投降,唯独孙权不可投降的关键所在,打的坚定了孙权与强敌曹操血战到底的决心。
最后在赤壁之战后,鲁肃又从全局考虑立选孙权把荆州借给战略盟友刘备,促进孙刘联合共同抗曹操的计划。
其实或许很多人觉得此举是肉包子打狗,得不偿失,其实背后所体现的正是鲁肃的深远的战略眼光。
赤壁之战,孙刘两家虽然以弱胜强打败了曹操,但论实力孙刘还是远不及曹操,只有走联合抗曹的道路才是正确的选择,俗话说,敌人的敌人则是朋友。
鲁肃此举一方面增加了反抗曹操的势力,另一方面则是以刘备作为屏障来阻挡曹操对东吴的威胁,作为一个高瞻远瞩的政治家,鲁肃对此非常清楚,所以他终生不渝的坚持这一战略方针,并为之竭尽全力。
而曹操在听完孙权借荆州给刘备的消息后,正在写信,更是震惊之下落笔于地。
随着刘备占据益州势力的不断壮大,东吴要求归还荆州,双方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
鲁肃作为军前的军事统帅和刘备留在荆州的军事统帅关羽各为其主摩擦不断,但鲁肃屡屡以大局为重,尽量安抚双方之后便发生著名的单刀赴会的故事。
原本《三国演义》中美化关羽的单刀赴会,其实真实情况并不是像小说演绎的那样,关羽坐着一艘小船到江东去赴宴?
当时的具体情况是以鲁肃和关羽各代表孙刘双方在湘江谈判。
鲁肃为了表示诚意邀请关羽提出各自将兵马布置在百步以外,只有将军们各带单刀赴会。
虽然看似风险等同,但是面对一流武将关羽加之原本就剑拔弩张的态势,鲁肃所承受的风险和压力自然更大。
然而鲁肃做出决定后,手下将领出变故,劝说鲁肃不要赴险地,鲁肃毫无畏惧赴会,由此也能看出其非同常人的勇气和魄力。
最后在双方的不断博弈下,双方议定依湘江水北界平分荆州,孙刘休兵罢战。史称湘水画界。
让我们的心目中认为唐朝的贵族和普通百姓非常的奢侈。
这是因为在唐代之前的魏晋南北朝,中国经历了大瘟疫,这次大瘟疫实际上呢,是历史上对中国应该说整个的经济政体构成了巨大的影响力。
东汉时期的伤寒在魏晋时期一直的长期的流传。那么这个伤寒。
当时张仲景提出了要研制伤寒散,这个伤寒散呢,炼制的时候,它所使用的那些工具。也就是煎药熔炉也好,还是它盛放的容器也好,都是金和银制成的。
但是练字的伤寒散的确控制了伤寒大疫,使人们得以剧活了下来。
这样就在以后的人们心目之中形成了一种概念,使金玉者可得不死。
用金和玉做成了容器之后,然后就可以让自己避免于瘟疫,可以不死。
那么到了唐代的时候依然如此,我们现在看到唐代的贵族和世家大族大量使用的金盆,银盆和银椅。
那是当时人们用来呢。洗濯清洁的一个工具。这是沃冠之礼。
我们知道卧冠之礼实际上呢,是西周甚至更早的商代一经所有的一种礼节。
中国人古代的时候呢,可以说彬彬有礼。这个彬彬有礼呢,说的就是当你到了别人家里去做客的时候。
那么主人就会到门口来迎接你,然后这个时候一个年长的仆人会拿着手中的椅来倒水,一个年幼的仆人会捧着手中的盆来盛水。
水从上向下倒入的时候,客人会在流淌的水中来洗手,主人的手里会拿着一个巾,然后帮你来擦手啊,这是你到别人家里做客的第一步。
那到了唐代的时候,当时的这些盆子已经开始被金银来取代了,金盆呢,是当时的唐代贵族用它来盛放水,这既是代表了自己对于宾客的一个重视,同时也是自我的一个地位的标榜,我能过什么样的日子,你是用不起这样的东西的。
那同时唐朝因为这种金盆依然的非常的罕见,能够使用纯金器的是必须是亲王以上的国公级别的人才可以使用的。
所以现在江湖上流出流传的金盆洗手,其实就是借鉴。金器在唐朝时只有国公的地位的人才能够使用这个特点,说自己已经达到一定的地位了所以自己就不在干以前的事情。
其实也是形象的表达了唐出的那些武将起身于草莽,最后都获得国公这个爵位的美好的寓意,而且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寿终正寝的。
因此当时唐代的女子她们呢,喜欢用金盆来洗面。他们认为用清盆洗面的话,可以让一个女人保持容颜的青春不老啊,这其实有各种各样的心理上的这种暗示。
那唐代的诗歌就写到归来院中重洗面,金盆水中翻红泥,就是当时的唐代女人化妆化的实在是太浓郁了,所以回来之后用这个东西来洗脸,光是洗完脸以后,里面落的那个胭脂底,底下的胭脂沉淀的是一层红泥,你就可以想象一下那唐代女人要化妆成什么样的。所以浓妆重彩才是对唐人对化妆的一种表述。
同时孩子出生的时候,那么父母呢,就会把他在第三天的时候放到这个盆子里来为它洗涤,称之为叫洗三。
国人认为洗三之后,孩子们就可以避免瘟疫。可以呢,得到一生的吉祥,所以洗三这个习俗和百天抓周一样,都成为庆贺新生儿活下来的风俗习惯。
而且现在富贵人家喜欢使用铜盆的习惯也是那时流传下来的。只不过金银盆太贵,普通人家使不起,所以就改为使用和金盆十分相似的青铜盆。而且婴孩洗三的仪式一般都是在使用青铜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