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元朝的解决方案也很简单，只需要减轻一些税赋甚至给他们免税就可以了。
蒙古人对朱清，张轩这些海盗头目说来和我们合作，实话告诉你，我们蒙古人脑子确实不如你们汉人，你们赵官家设计出来的那套税收系统太复杂了，什么细色五抽一，出色七分半抽一。
还有什么钢值，杂值，贴课之类的，把我们搞得头都大了，我们不会，我们只会包税。
所以我给你一个实权的漕运万户，每年你只需要给我一笔固定的钱，剩下的你爱咋整咋整。
而且你们也不要费劲当海盗了，多危险呐收入还不能保证。
你们不是会开船吗？替我运粮了，我在北方有好多官员和军队要养啊。光靠大运河不够，需要你们走海路运粮，我按单数跟你们结算水脚钱。
而且你们这帮人不是特别熟悉日本，高丽还有东南亚，中国的贸易线路吗？
那正好你们可以许在对外阳通商用于补贴你们运粮的费用。
朝廷不来收你们的税，或者收的很少，反正我们国土面积大，只要你们弄来的商品之后能在全国大市场里流通起来，那我每个陆地城市里的税收就能弥补这部分损失，不差海关这点钱。
所以在送货的这些海盗纷纷给元朝当起了运粮的团队，他们还通过对内外贸易赚的盆满钵满。
在这种非常宽松的政策下，没有人再去当海盗了，几乎全部上岸成了户籍中的船户。
这些船户每年通过海路向北方运送数百万吨的粮草。
同时明州，泉州和太仓等地成为了世界性的重要港口，复数繁华盛极一时。
但元朝到了中后期又拉垮了，船户们生产资料船只被当时的原地方政府大量的没收，成为国有资产。
这些船户也就真成了官府的奴隶了承担杂役。
而且最为可恨的是，当时的元朝廷，因为常年对外军事作战和内战财政危机。
官府还违反了当时给这些人的承诺，而且还向他们征税，滥发纸钞，导致经济动荡。
活不下去的船户，在方国珍的带领之下，振臂一呼，群起响应。
他们又回到了海上继续当自己的海盗。
蒙古人则不得不效仿起了秦始皇的舟人之策，那结果自然是公私大败，必然导致元朝廷要进一步压迫百姓，越来越多的百姓又被逼成了海寇。
方国珍部割据实力就诞生自这样的恶性循环。剩下的事情就很顺理成章了。
为什么方国珍如此反复无常，为什么朱元璋把能杀的全杀了，唯独不杀他。
叛服无常是因为自古以来以方国珍代表的这部分造反这个群体的全部诉求就是经济诉求和生存诉求，他们从来没有产生过政治诉求。
在元末这种特大乱世，方国珍甚至从头到尾都没有给自己弄一个类似越王的头衔，更别提开国称帝了。
他和他的手下对所谓的天命，所谓的政权合法性毫无兴趣，他们只是希望最好能恢复到元初的政府对待他们的政策。
至于站在的国家是谁和政府的和皇帝是谁，他们完全没有兴趣。
他们却自成一国的割据势力，就在那里等待这个天下重新平静下来，他们立刻就投降。
而朱元璋也没有辜负他们的希望。重新恢复了元初对他们的待遇。
而且还把他们中孔武有力的人全部吸收了进卫所系统。等于给了他们一个永远不愁吃喝的铁饭碗。
而政治站队风险说实话并不是这部分势力要考虑的事情，站错队又怎么样呢？身后是舟山诸岛，再后面是汪洋大海，了不起去太平洋诸岛，传播大陆先进文化嘛。
1000多年就是这样过来的，死了我一个方国珍，还有方国明，方国明死了，还有方敏谦，方高明，你但凡方氏家族还有一口气在大明海域就永无宁日。
现在林夕碰到了和朱元璋着想方国珍以后的一模一样的问题。
那就是他手下的这些铁匠，也像方国珍手下一样，他们有自己求生的本领。
大不了到别的人的手下干活照样能混一口饭吃，所以林夕对他们只能采用怀柔的手段，无法像对待那些管事那样一味的强力镇压。
而且那些从工厂里拿东西往家里去的事情，古今中外大概都无法制止，只能减少。
林夕在后世听说的一个很有意思的一句话叫做，外国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
这是当时改革开放时，报纸上讽刺国营企业的一句宣传口号。也是作为宣传国有企业大锅饭的缺点的很著名的一句宣传口号。
其实这种事情别说是在当时工人有很高政治地位的中国。就是西方发达国家们的那些资本家的工厂也是屡见不鲜的事情。
大不了在使用的时候给厂里象征性的交点儿工本费。可是跟制造出来的产品的价值根本是不可能画等号的。
这些事情在林长申和林夕的心里清清楚楚的，所以才给那些掌柜的时间让他们把账本抹平。
要不然为什么？那些东主想调理掌柜的和伙计只要一查你账就会出问题呢？因为这些事情即使是掌柜的他避免不了。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小丫头居然找了一个非常刁钻的角度把这件事情给揭开了。
既然这些事情都是不能放在明面上，只能做不能说。既然查出来那就要处理，否则大家都无法相交代。
这件事等于变相让林家兄弟做成了那些掌柜们一直担心的事情，从上到下对粮城进行了一番大清洗。
现在粮城的所有管事都换成了从盐场调出来的林家兄弟的心腹，那个叫张延现在负责船厂他的麻烦事比林夕还要大。
林夕好歹知道铁是如何练的，也知道如何炼钢，可以用技术来征服那群工匠。
那个张岩让他管理盐场没问题，让他打架杀人也毫无困难，但是把它放到一个技术管理技术工人的岗位，的确有些为难他。
林夕为了帮助他，把林夕后世制作的那个结合中西两方船只优点制作出来的船模交给了他。
并且要向船场下达了三个三艘船的订单。这三艘船是相同的型号，同时分别长五丈，十丈和十五丈。
有了任务，而且造完之后给现银，才安抚下去了那船厂的那些造船工人。
至于造船的木料则是林家舰队在海上击毁的一艘西夷大帆船。
这艘船的很多木料都用于维修海丙号了，最好的材料都已经被挑走了，所以剩下的这些都被拆散，当成修补海船的木料。
现在废物利用成了林夕三艘船的造船原料，可想而知这艘船造出来的质量会如何。
但没有办法，为了安抚这些人，只能采取这种办法。至于船的质量，那只能看这些被拆下来的旧木料的结实程度。
而铁座这边则比较简单，现在大明使用的炼钢的方法大概就是三种三种不同的工艺类型。
第一种，生铁陷入法
沈括《梦溪笔谈》卷三云：“世间锻铁所谓钢铁者，用柔铁屈盘之，乃以生铁陷其间，封泥炼之。锻令相入，谓之团钢，亦谓之灌钢。”此“柔铁”即古代“熟铁”。
此“封泥”的作用有三，其一使铁料各部分均匀受热，让生铁缓慢熔化防止生铁熔化后的流失；其二使之更好地与柔铁作用；其三防止和减少碳在炉气中的烧损。
第二种，生铁覆盖法
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一四云：“凡钢铁炼法，用熟铁打成薄片，如指头阔，长寸半许，以铁片束包尖（夹）紧，生铁安置其土，又用破草履盖其上（原注：粘带泥土者，故不速化），泥涂其底下。
洪炉鼓鞴，火力到时，生钢先化，渗淋熟铁之中，两情投合。取出加锤，再炼再锤，不一而足。俗名团钢，亦曰灌钢者是也。
此操作比生铁陷入法又有了一些进步：生铁置于“熟铁”上，熔化后向下渗淋，就增加了生、“熟”铁接触反应的机会，减少了生铁流失的机率。此法不需封泥，而是上盖破草履，下涂泥，简化了操作。“熟铁”为薄片状，增加了反应面，提高了生产率。
第三种，生铁浇淋法约始创于明代中期，清时在安徽芜湖，湖南湘潭等地都较兴盛，因传为江苏工匠始创，又名之为“苏钢”。
“熟钢无出处，以生铁合熟铁炼成，或以熟铁片夹广铁，锅涂泥入火而团之，或以生铁与‘熟铁’并铸，待其极熟，生铁欲流，则以生铁于‘熟铁’上，擦而入之。”此“熟钢”即灌钢，这里谈到两种操作，前者与沈括所云相类似，后者即是苏钢工艺。
与前二法相比，苏钢操作的优点是：其一“熟铁”仅仅是初锻过的，组织较为疏松，便增大了生、“熟”铁接触反应面，所含氧化夹杂亦较多，可提高碳氧反应的强度，增强去渣能力。并且，部分氧化亚铁可被还原，就提高了金属收得率。
生铁不是直接覆盖于“熟铁”之上，亦非夹于“熟铁”间，从“以生铁于‘熟铁’上，擦而入之”、“徐以生镤下之”两句来看，生铁、“熟”铁是保持一定距离便于控制钢的质量。但林夕并不想采用这种方法，他想直接把钢铁冶炼出来。
但是目前他还没有投诉。虽然他有一肚子的钢铁知识，但是由于现在的条件和人员的缺乏而无可奈何。
现在大明从上到下都执行着类似于家丁制的人身依附制度。
在此时大明上下不管是知县等文官赴任，还是将领调任，都是带着家人或家丁一同赴任。
这样一来，家丁和将领是典型的人身依附关系，只听将领一人之令。
和将不知兵，兵不识将宋朝相比，明朝的这种将门和家丁的依附关系，可以最大程度的提升战斗力。
将领不退，家丁则不退，将领战死，家丁也多半要殉死，是以战斗时，家丁拼死效力，不怕他们临阵弃将而逃。
而这种制度的来源却是蒙元。提起蒙元就不得说一说当时在蒙元统治下的汉族的士绅地主们了。
元史当中就多次的出现过当地的士绅们英勇起义军作战的记录。
即使元朝跑到了蒙古草原之上那些被元朝科举录取的汉族官员也没有抛弃他们的皇帝。
其实元朝科举的是很消极的，前后只进行过16次的考试，收录的人数也是相当有限。
元朝灭亡时殉国的42个人进士几乎快要把元顺帝至正年间的进士都给算进去了。
不光是自杀殉国，这些人在帮助元王朝镇压农民起义的时候，那也是非常卖力气，表现的远远要比明朝灭亡的时候积极多了。
在元末的大混战中，当地的士绅们英勇异常，亲自领着家里的人跑到前线就和农民军死战，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的人给当时的农民军造成了非常严重的伤亡。
话说当年南宋灭亡的时候也没见到这帮人有这么大的反应，从这儿可以看得出在元末的士绅地主坚决维护元王朝，是当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们共同的想法，甚至这些人是抱着和大元朝共存亡去的。
原生地跑到草原上的时候，还有一大群的汉人是拖家带口跟着一起跑到了草原上都找自己的主子。
这些人也跟着元顺帝在草原上是东奔西跑，直到捕鱼儿海之战被蓝玉一次性打包之后才算是逐渐的消停下来。
这些汉人知识分子这么维护一个游牧民族建立起来的政权，说实在的，就是因为他们都被忽必烈给宠坏了，明太祖朱元璋曾经元朝是以宽亡国。
但这个宽被很多人给理解成了宽松，可实际上这个宽是那种不管底层人死活的宽。
元王朝的统治者们毕竟水平有限，虽然国家的疆域很辽阔，但是基层管理上就是一个放羊的态度，元朝举行的是包税制。
税收的事儿是完全交给了当地的士大夫，士绅们，这些人只要给朝廷交过税，至于你怎么盘剥和对待之下的子民。
那么他们在地方上甭管怎么祸害人，朝廷的是不管的。
这样的宽那些一盘剥和收租为生的地主们肯定会喜欢了。
元末的很多儒臣们对于新建的明王朝也是非常的不待见，以至于在修元史的时候把朱元璋给写成了贼。
这要是放到清朝，那估计早就送上诛九族的大礼包了。
就连孔府的衍圣公也是一样，瞧不起朱元璋，明太祖刚开始叫他来，他还不去，反而对草原上的元庭是挤眉弄眼。
最后是朱元璋发飙了，这才赶紧跑到了南京去，再对比明朝垮台的时候，这些人和刚入关的满人们也是一个态度，无论是北方的地主们，还是南明的大臣，都把农民军当成主要的敌人，甚至还觉得清朝那是帮自己来剿匪的。
孤城先生在《南明史》当中就提出明末的矛盾主要是阶级矛盾，最后这个矛盾失控演变成了民族矛盾。
而这一点放到元末那些整日自称圣人门徒的士大夫身上也是一个道理。
元朝覆灭时，为什么有那么多汉人为蒙古人殉国？
说准确一点儿，应该是汉人的地主和士大夫们殉国的特别多，而那些普通的老百姓则是欢呼雀跃。
元朝的这种制度其实是来自于草原上他们统治各部落的一种类似于周朝的封建制度。
元朝之所以对科举制这么不上心，是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基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