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况到目前为止,未做公证的生前预嘱并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顶多可以作为病人清醒时的想法,在必要时刻传达给需要做选择的家属。
这次16床的事正是如此。
早在16床查出脑瘤时,俞锐就跟对方科普过生前预嘱,对方签了,但也只是一纸文件,并不具备任何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
梁主任找上俞锐的时候,从内心来讲,面对心外等待移植手术的病人,俞锐心里不是没有过犹豫。
可犹豫过后,他依旧认为,哪怕只剩最后一秒,生命本身也值得被尊重。
他没办法为了简单寻求所谓的最大利益,在情感和道德上施压,迫使本就在彷徨哀痛中的病人家属放弃自己的至亲至爱,还要去成全别人。
将心比心,他做不到。
他能做且也唯一想做的,就是在最后关头把那份生前预嘱交给家属,由家属们自己去做选择。
好在,挣扎过后,病人家属还是选择尊重患者本人的意愿,放弃全部创伤性抢救,捐献可用的身体器官。
顾翌安也听说了这件事。
晚饭过后,俩人坐在沙发上,聊起16床,也聊起生前预嘱。
生前预嘱在美国早就合法化了,在这方面,顾翌安远比俞锐更有体会,甚至也在霍顿遇到过很多类似的病例。
人文关怀和医学伦理,时有矛盾,往往并不见得能两全,但所有医学界的人都在不懈努力,试图在两者之间求得一份平衡。
不过国内环境受限,情况也完全不同,俞锐做这样的事不仅耗费精力,很多时候还会面对家属和病人的不理解,和不信任。
顾翌安对着电脑一边处理电子邮件,一边听他讲了小半天。
听到最后,顾翌安目光依旧注视着电脑屏幕,接话问道:“怎么会突然想到要做这个?”
俞锐坐他旁边,手里翻着一本原文书。
夹上书签,俞锐把书放回茶几,往沙发上一横,头还枕在顾翌安腿上。
这么躺着很舒服,他抬手摸着顾翌安下巴,语速放得很慢:“我只是在想,如果有一天躺在病床上的人是我——”
打字声倏然停下。
眉头也瞬间皱起,顾翌安垂眸看着他,表情很不好,嗓音都沉下来:“好端端地,你在瞎说些什么?”
“别紧张啊翌哥,我只是打个比方。”俞锐嘴角扯出点笑,还摸了摸顾翌安的脸。
微微一顿,他又敛起笑意,跟顾翌安对视的眼神也变得认真严肃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