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率教为将廉勇，待士有恩，勤身奉公，劳而不懈，与满桂并称良将。第一世的朱由检获悉赵率教阵亡，痛为哀悼，下旨赐恤典，立祠奉祀。
赵率教身死次日，敌兵包围遵化县城，城中起火，守军崩溃，巡抚王元雅自缢，三屯营副总兵朱来同等挈家眷潜逃。总兵朱国彦愤怒之极，把逃跑将领姓名张榜于大街，然后偕妻子张氏上吊自杀。
朱国彦阖家赴难，到底算得上忠臣还是奸臣？若是忠臣，又为何拒绝赵率教入城？若是奸臣，又为何誓死守城？
所以忠奸之事，不过儒生杜撰而已，就算是忠臣，也是人，也活在当世官场之中，又有谁能免俗？就算是那一代名臣，号称半个完人的曾国藩，亦或者是李鸿章、林则徐，也免不了官场的规矩。
所以，朱国彦不让赵率教入城，也并非是爱惜那点粮草，只不过官场之中早就形成了潜规则，朱国彦要是坏了规矩，也在官场中存活不下去。
当初崇祯元年的韩一良事件，就是明末官场最真切的写照。
官场，是有规矩的，任何人违反了规矩，他都生存不下去！清代有一本书，以前大学的时候看过，好像是叫道光宦海见闻录，诸君若有兴致，可找来看看。
你就会明白，官僚贪污昏庸，和道德没有关系！
其次，为什么明末的官员显得水平这么低？
要讲清这个问题，首先要说官场的地基：科举。
科举，本来有两个作用，一是牢笼治世，把天下的聪明人聚集在朝堂之中；二是选拔人才，把那些潜心学习四书五经的人才挑选出来做官。
这个制度创新确实是汉人智慧的结晶，在这种情况下选拔出来的官员，确实人品坏不到哪里去，这也是在工业革命之前，华夏遥遥领先于世界的原因。
而所谓的八股文也没有我们后人想象的那么不堪。通过认真学习四书五经，经过孔老夫子的教诲，也出现了不少名臣，诸如三杨等人也是儒学的产物。
但是最为关键的问题就慢慢出现了，由于四书五经是有限的，不过就是那几本书而已，其中蕴含的道理，通过几百年的科考，也慢慢考得差不多了。
汉人在这方面的智慧是非常高的，于是很快就有出现精明的人了，琢磨出来了一种别样的方法。
在历年的科考中，大明朝的聪明人们想出了不少精彩的考题试卷和答卷，但也让四书五经可以考的内容越来越少，于是考题一方面呢越来越刁钻古怪，题目也越来越综合。
这就使得那些真正相信孔老夫子那一套，潜心学习之人难以招架。
那什么人能在这种情况下脱颖而出呢？就是在明末各个大书院中学习之人。
这些大书院中的教习，大多都是致仕的官僚，回到家乡之后，利用官场的关系，结合自己的才学，潜心去研究历年的试卷。
而书院中的学子，也就不用花费那么多的时间去精读和背诵大量的四书五经。况且单单去学四书五经，是远远达不到科考的标准的。
于是各地书社、书院应运而生，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便是东林书院了。
这些各地的书院会让大明朝那些文人墨客中公认有水平的人，把各科文章编撰在一起，再写上自己的理解，让书院的学生经过蒙学之后，立即学习这些真题，通过题海战术提升自己的文章水平。
这时的举子，才真正变为了书呆子，这样的人大多都是资质平庸，但家中饶有家财、性格懦弱之人。
这样的人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守规矩，颇受官场的欢迎。这也是晚明没有名臣出现的根本原因，诸如钱谦益等人，也大都是各地世家大族出身，与寻常百姓的距离，自然越来越远。
在这种情况出现之后，本来靠着自己在家研读四书五经就能科考当官的平民百姓就再也没了进身之阶，也就有了不少聪明人遗留在民间，这也是明末好的文学作品、思想著作，大多出自民间的原因。也是这些人把明朝亲手送进了坟墓。
（笔者叹言：曾有人说明代也曾有过工商业文明发展，也有机会进入工业革命，但我想说的是，工业革命是以商业为基础的，是商人逐利的本性带来了社会发展，但明末时候的商人，按照教员的说法，应该叫做官僚资本主义，他是依附于官僚的，他们也不仅仅是单纯的逐利，进入官僚系统才是他们真正的目的，这与欧洲的情况是截然不同的，所以明末的情况，是断然不可能发展出资本主义的。
第四，朱由检为什么救不了大明？
我从一个小角度来说，就是朱由检的内帑。
关于这一点，史料实在繁多，但不过两个极端，一是后来投靠李自成、满清鞑子之人，大肆宣扬崇祯还有不少内帑，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崇祯到煤山上吊之时，内帑之中还足足有三千七百万两白银。
但依在下愚见，此事全是子虚乌有，若是崇祯真有这么多的银子，也不至于被逼到了这副田地，我们要真的相信这种论调，相信朱由检是一个宁愿死都不愿意拿出余财的人，实在是可笑至极了。
二是也有人说，崇祯自来便没有余财，这种说法也不可信，明朝皇帝作为明朝最大的地主，拥有着不少的土地。
在明世宗嘉靖年间，礼部尚书霍韬曾上奏疏，提到了明朝皇家在北直隶京郊一带的圈占民田数字，据他所查勘过顺天等府地方各项庄田地土，共计两千万亩（《明臣经济录》卷21，《查勘几内田土疏》），老朱家地主做派，自然是体现无疑了。
这基本上代表了京郊周边的良田都是皇家给圈占完了。当然，这些庄田并不全部都属于皇帝一个人，其中包括了给皇亲国戚、大臣太监的赐田。
除了北直隶的庄田，还有南直隶的官田。而且这些属于皇帝的庄田，是不用交纳田赋的，同时每年都会收入大量的田租，进入内帑，成为皇帝的人个小金库。
所以崇祯皇帝在继位之初，是不可能穷的。
而魏忠贤手上的钱，也是没有想象中的恐怖，魏大太监看起来权倾朝野，但真正掌权的时间却不过短短几年，以那些文官官僚的做派，只不过是借着魏忠贤的名，大肆搜刮民脂民膏罢了。
所以即使是崇祯皇帝抄了魏忠贤的家，也并没有解决边关的粮饷问题，要知道抄家的这部分收入，也并不是朱由检的，而是要归于户部的。
这也从侧面表现出来，魏忠贤看似名号很响，但只不过是那些士大夫为了自己的私欲，不断夸大而已，真正的钱其实还在那些士大夫的手中。
现在有很多人吹捧一种论调，所谓的崇祯皇帝不杀魏忠贤，大明就不会亡。这种论调实在可笑，在他们的眼中，魏大太监好像把那些士大夫玩弄于手掌之中，只要不杀魏忠贤，朱由检就不会丧失对于各地的管控。
但依在下愚见，真实的情况可能恰恰相反，恰恰是那些士大夫把魏忠贤玩弄于手掌之中。诸君看到这里先别着急，且听我娓娓道来，有无道理，看完再说。
首先我们要明白一点，无论魏忠贤权力多么的大，最多也就能达到皇帝的高度了不得了，但是即使是皇帝，也不敢说自己把满朝文武玩弄于手掌之中。文化程度就到那里的魏忠贤真的玩得过那些久经官场的官僚了吗？我看是不一定吧。
这一点即使是当初的朱元璋都是做不到的，这些士大夫之所以拥护魏忠贤，也并不全是畏惧他而已。
这些士大夫真正的目的在于，通过不断为魏忠贤造势，达到自己穷征暴敛的目的！
在天启朝，只要不断的吹捧魏忠贤，这些士大夫就可以堂而皇之的把所有恶名都推到魏忠贤头上，而自己却闷声发大财。
这些官僚只不过看起来对魏忠贤百依百顺，实则不断搜刮民脂民膏而已，等到最后再把所有的锅往皇帝也好、魏忠贤也好，往他们身上一推，则万事大吉。
你以为崔呈秀这样的人就能算得上聪明人吗？在官场中选边站，这就叫投机取巧，这样的人尽管权倾一时但每每新任领导上台就必死无疑！
所以真正聪明的官僚恰恰是那些名不见经传的人，不仅赚到了银子，还善于隐藏自己，以至于换了几代天子，都还能保全家富贵无忧。
关于这一点还有一个证据，就是崇祯元年，户部尚书毕自严上疏的《登答方关院蓟密永三协兵疏》专门提到，自辽事以来，泰昌、天启两个皇帝挪用内帑来支援辽东战场的情况：
就天启元年蓟密永设立新兵之日论之，彼时内帑充溢，辇金分驰，原非专靠加派银两。臣部前任尚书李汝华刊有皇恩大赉一录，备载累年发帑数目，臣简阅之。自万历四十八年七月起至天启四年十一月终止，共发过帑银1938万有奇，饷安得丕盈，迄今内帑空虚无论，已即加派一项，渐积益蠲留至176万有奇，饷额安得不缺。
在万历皇帝死后，继任的泰昌、天启，将万历积累的大量小金库，都用于支援辽东战场，短短五年期间就花了1938万两。从这个角度看，天启皇帝虽然贪玩，但真的不昏庸。而魏忠贤看似奸佞，也并非真的祸国殃民。
我这里不是为了魏忠贤翻案，魏忠贤的案没什么好翻的，魏忠贤虽然没有拿到手多少钱，但满足于士大夫为他编造的九千岁的梦境，满足于他那儿孙们对他的百依百顺，这确实激发了明末官僚阶级集体贪污的恶行，也激化了明代官僚阶级和老百姓之间的矛盾。
所以明朝亡于魏忠贤和明朝亡于士大夫是一个道理，说的是一个事情，大家也就别争论了，实在没案好翻。因为拿到皇帝权力的魏忠贤并没有能力治理这些官僚，反而纵容了他们，这是甩不开的罪责！
说了这么多，我只是想表达一点，对于坐在皇宫中的人来说，看似贵为天子，实则不过是被大臣绑架的囚徒而已。
无论是魏忠贤也好，朱由检也罢，都不能逃脱这种掌控。只不过掌握了绝对话语权的大臣们只会吹捧自己队伍中出现的忠臣烈子，而过度贬低皇帝而已，这在朱由检身上、魏忠贤身上、乃至于慈禧雍正身上，都是如此。
最后：既然官员不愿意打，文官不会打，为什么不用地方团练？
不好意思，慈禧也是这样想的，当初面对太平天国（把他看成李自成），列强（把他看成后金），慈禧不也搞出了淮军，湘军？
但是正如历史发展一样，最后推倒满清的，不就是北洋军阀？（湘军、淮军的衍生物。）
读历史读到了这里，实在让人悲叹不已，只能哀叹一声：可笑的人类，可笑的游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