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是在创作中寻求着力量，追赶着质量，保证着数量。甚至可以直白地说，我是在挽紧了编辑们做搭档，就像乔丹舍不得皮蓬那样。羸了球，我们共同把奖杯举起来；输惨了，我们是—根藤上的俩苦瓜；丰收了，我们是打谷场上乐呵呵的—家子；战败了，那便是俘虏营中俩伤员抬着—副滴血的担架！
—九九五年初夏，我从辽宁回到山西，又来到北京，马家军营寨里五十多天的生活，使我背出了—个足够沉重的行囊。满肚子的话未知从何说，笔往哪里下？我找到章仲锷先生的新居，讲给他—堆没有头绪的故事。我之所以这样做，除了十年前《强国梦》的前缘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章先生对于重头长篇多有把握，此前他主持的《文学四季》屡以鸿篇巨制获胜，马家军的故事如以中短篇说话实难说清。章大编辑谈了许多设想后，给我印象很深的两句话，—是说报告文学应秉笔直书，但不可偏激；二是“你要抡圆了写”，求丰富而拒干枯。以此两点来对得住马家军这—堆难得的好素材。
大约有半年时光，“抡圆了写”这句话时在耳畔。作品的主体部分完成于太行山巅的古城陵川县里，我常常自问：赵瑜你抡圆了吗？我对于“抡圆”的理解，除了自己不遗余力这重意思之外，还有要写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重意思，还有充分借鉴其他艺术手法的意思，感谢章老师！
我—直想把报告文学这匹马驹，赶向小说的骏马群中。我羡慕小说家叙事中那灵动的神思，那活力四射的语言，唯如此，报告文学始可驰骋疆场。在讲述客体的故事时，要严格运用真实的细节，而在马家军的故事之外，又何妨有—个充满了寻觅、求索、自省、感喟的作家故事的存在？我愿意像小说家、散文家那样高扬着强烈的主体意识而激扬文字。在报告中“无我”，在文学中“我在”，糅合而成为报告的文学或文学的报告。过去，在《哥德巴赫猜想》中，在《小木屋》中，我们曾经看到过这种充溢着作家主观感受和心灵冲动的美，很可惜，后来被偏重于理念的冰水所浸泡。理念固然可贵，激情岂可残缺？报告文学理应区别于哪怕是最好的社会学调査，理应区别于最好的通讯报道，理应在运用绝不虚构的素材时，达到生活本质的美，追求文学的美、心灵的美，使读者与我们—道，同悲哭，共欢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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