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文冲着父亲会心一笑，没想到父亲居然偷偷观察他。他以为父亲大大咧咧，只忙着张罗自己的事，哪知他们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他的眼睛。鹰眼，对，杨文找到这个词形容他，就是一双鹰眼。
“我们这里地接滇桂，盛产芭蕉、甘蔗，气候炎热，燕子来得早。听我的祖父说起北方，此时还寒天冻地，光秃秃一片，没有一丝绿色，所以对春天发芽带来的新绿，北方人的感触比南方人深。燕子一来，时限已到。开考在即，今天必须给你们讲讲考学一事。”
这是杨文最感兴趣的内容。在此之前，他的世界就是撒开腿跑得到的营上，睁开眼看得见的田坝。直到进了自家的私塾，才对他生活的这个世界有了意识。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杨文就像二姐杨新学着宰碎腌渍的那坛酸辣子，跟随父亲早功课晚自习地浸泡在笔山书屋，觉得自己开始入味了。一个不开窍的小毛孩子，倏忽之间开始长了心智。他有一种茅塞顿开、大梦初醒之感。
“我出生的前朝，人人争相博取功名，一级过关才能参与下一关。最初参加县、府、院三级的童试考秀才，再上省府的乡试考举人，然后到京城的会试考贡士，最后贡士到皇家的殿试考分为一甲状元、二甲榜眼、三甲探花的进士。我苦读到像你们这个年龄时，光绪帝一道圣旨，废除科举。”
那个改天换地的年代搅动起了内心的波澜，他停下来，啜饮一口，说：“本以为所有的通路都堵死了，直到听到蔡将军的演讲，他与恩师梁公批评八股文取士的流弊，阐述创办新学的意义，给人指出另一条奋斗之路。幸亏老杨家祖上世、起、君、文、成、廷六代行伍出身，文路不通可走武路，这是我要你们习文练武双管齐下的原因。”
“从咸丰帝在位的1840年到同治帝，国家内忧外患。光绪帝，有变法图强之心，重用锐意进取的进步人士，办洋务，练新军，兴西学。1883年本地官僚刘家就创办培文局，将老式的书院改为新式的学堂。1911年辛亥革命打响推翻满清第一枪，宣统帝1912退位，民国开始，新式学校如雨后春笋，以后像笔山书屋这种私塾，统统将消失于人们的视野。”
“家里私下搞家教，目的是为了备考公立学堂。你们第一步要投考的叫初等小学堂，初等之上叫县立高等小学堂，县立高等之外有走几天还得在花江坡过夜的省城的通省公立中学。本省以外，西边有我们此生引以为荣的云南陆军讲武堂，南边粤地广州新近创办了黄埔军校，北方有大名鼎鼎的蒋百里先生带过的保定陆军军校，甚而更远，还有蔡将军和他诸多同袍曾经求学的东洋军校。”
杨文的耳畔萦绕着父亲的声音，脑子里勒不住的思绪却已跨上想象力的骏马，穿越千沟万壑延伸到他父亲去过的那些遥远的地方。
“将军出生于羸弱的前朝，见过东洋明治维新的繁华，两国强弱对比，他有切肤之痛。李鸿章侄子李经羲任广西巡抚请他带广西讲武堂，他搞得有声有色，带出李宗仁、白崇禧。李经羲升云贵总督调昆明再请他带云南讲武堂，他干了惊天动地的‘重九起义’和‘护国战争’。他是武人，也是文人，他带兵干革命，也编书办学校。他让我们念念不忘，这就是我为何逼你们考学的原因。你们应该品尝将军拼死挣来的新学的甘甜，接过他创新文化革命的战旗！”
面对着一个亦父亦师、不苟言笑的男人，杨文开始理解他让儿子们反复书写练习讲武堂校训“坚忍刻苦”四个字的深意。
父亲虽不是什么名师大家，但他像他们熟悉的朱家马店挥动马鞭的马夫，赶着大车拉着他们认路记路，沿着一条条山道出界，神游他战斗过的昆明，领略昆明之外的川康，川康之外的乌斯藏。
燕子衔泥，即将赴考。父亲考前动员后，杨文更觉得时间紧迫，他拿出了百倍精力，夜以继日备战，就为了不负那位从未谋面却令父亲怀念终生的“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