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新额,又是今后数年的祖额,形成一个商税标准,从而判定官员的政绩。
所以宋代的商税很稳,且稳中有升,不像明代那样越收越少。
朱铭在金州的时候,农业税虽然收得不达标,商税却是超额贡献。私栏被取缔之后来往商船明显增加,官府收到的商税也大大增涨。
若以商税考评政绩,朱铭能判个优异。
《宋会要辑稿》在熙宁十年,完整统计过全国商税额度。
若只论单个城市商税,东京40万贯排第一,杭州8.万贯排第二,楚州(淮安)6.78万贯排第三,成都6.7万贯排第四。
若论州府商税,即把县城、市镇也算进去,开封府排第一,杭州府第二(18.6万贯),成都府排第三(17.1万贯)。
商税大体能够衡量一个地区的繁荣程度,淮安单个城市商税奇高,那是被盐运给推上去的。把县城市镇也统计在内,还是杭州府和成都府更能打。
方腊搅乱杭州府,若再有人占了成都府……可不止是商税问题,还有田赋和其他苛捐杂税。
……
亲随们有些带着家眷,朱铭让他们在成都玩几天。
趁着机会,朱铭亲自骑马出城,去探知本地的乡间民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