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新额，又是今后数年的祖额，形成一个商税标准，从而判定官员的政绩。
所以宋代的商税很稳，且稳中有升，不像明代那样越收越少。
朱铭在金州的时候，农业税虽然收得不达标，商税却是超额贡献。私栏被取缔之后来往商船明显增加，官府收到的商税也大大增涨。
若以商税考评政绩，朱铭能判个优异。
《宋会要辑稿》在熙宁十年，完整统计过全国商税额度。
若只论单个城市商税，东京40万贯排第一，杭州8.万贯排第二，楚州（淮安）6.78万贯排第三，成都6.7万贯排第四。
若论州府商税，即把县城、市镇也算进去，开封府排第一，杭州府第二（18.6万贯），成都府排第三（17.1万贯）。
商税大体能够衡量一个地区的繁荣程度，淮安单个城市商税奇高，那是被盐运给推上去的。把县城市镇也统计在内，还是杭州府和成都府更能打。
方腊搅乱杭州府，若再有人占了成都府……可不止是商税问题，还有田赋和其他苛捐杂税。
……
亲随们有些带着家眷，朱铭让他们在成都玩几天。
趁着机会，朱铭亲自骑马出城，去探知本地的乡间民情。